公共艺术，一颗具有生长性的种子

“公共艺术”来源于西方，还是索引西方的概念更为贴切。

公共艺术，顾名思义，就是公共的艺术，也可以理解为发生在公共空间里的艺术，或是面向公共的艺术，抑或是探讨公共和艺术关系的艺术。在艺术史的维度里，公共艺术依旧是一种新兴的当代艺术形式，并无统一定义和固定模式，但在世界各大城市和乡村艺术活动中方兴未艾。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公共艺术开始超越艺术界，成为公共领域中的事件，甚至与城市和乡村建设息息相关。公共艺术不仅是检验艺术家创意的平台，更是折射公共意见的镜子。

越后妻有大地艺术节，很多作品非常巧妙地融入在乡间、自然中。与在美术馆、画廊孤独地创作不同，在这里，艺术家的创作与当地、当景紧密联系着。图为光之隧道景观装置设计，2018“大地艺术节·越后妻有三年展”作品

从微观到宏观的公共属性

“公共空间”一直都是西方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概念。微观到公共空间里的一棵草，宏观到城市的天际线，都可以具备一种公共属性。

从亚里士多德对于古希腊城邦公民生活的构想，到哈贝马斯对于现代社会公共领域的阐述。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在公民运动兴起、公共空间大幅扩展，公共艺术开始在西方社会出现。此时的作品以雕塑或大地艺术为主，代表人物有艺术家夫妇克里斯多(Christo)和珍妮·克劳德(Jeanne-Claude)，还有理查德·塞拉（Richard Serra）等。1970 年代，纽约相继成立了“创意时代”（Creative Time）和公共艺术基金（Public Art Fund）等致力于推广公共艺术的非营利组织，并开始委托艺术家在纽约公共场所创作。

与此同时，在德国小镇明斯特，在市民强烈抗议放置于公园内的美国艺术家乔治·里奇（George Rickey）的雕塑之后，明斯特雕塑展应运而生，并开始邀请艺术家在城市的公共空间内定制作品。

其中特别值得一说的是巴塞尔艺博会。自2009年起，瑞士巴塞尔艺博会便开始与美国机构“创意时代”合作，在迈阿密、巴塞尔等地艺博会期间推出不同形式的公共艺术项目。2018年6月在巴塞尔的“Basilea”项目更是长达一个月，旨在以工作坊、公众论坛等形式激发参观者的公民意识，探讨对于公共空间的使用。

2018年9月，巴塞尔艺博会还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办“巴塞尔艺术都会”项目。作为世界最顶级的艺博会之一，巴塞尔艺博会只在每年6月的短短一周就可以为巴塞尔带来9万多名游客，而这个瑞士小城的常住人口仅有16万。巴塞尔艺博会自2012年起在香港举办以来，便迅速成为全城艺术盛事，其举办的3月期间还成为官方旅游发展局认定的“香港艺术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巴塞尔艺博会无疑具有某种“公共艺术”属性。将公众带向艺术，同时在世界不同城市推广艺术，继而推动让公共艺术代表了一个城市的思想。

公共性大于艺术性

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公共艺术的“公共性”一直都要大于“艺术性”。其中公共艺术的“公共性”，恰恰在于公众参与。这不仅体现在对艺术作品完成后的欣赏，也体现在对作品选择的建议、作品创作过程中的讨论等。

最著名的案例就是伦敦市中心特拉法加广场的“第四基座”公共艺术项目。该项目以广场西北角上的花岗岩基座命名。这个原本打算放置英国国王威廉四世雕像的基座，因为种种原因被空置了150年之久。直到1998年，经过各方公开讨论和博弈，英国皇家文艺学会（Royal Society of Arts）才接手并开始委托艺术家于该基座上创作雕塑。在前三位艺术家的雕塑作品受到公众好评之后，“第四基座”项目才于2005年被移交给伦敦市政府管理。

至今，已有12位艺术家为其量身打造了雕塑。英国艺术家安东尼·葛姆雷（Antony Gormley）的雕塑方案《一个和其他》（《One & Other》，2014）更是邀请了2400名公众志愿者轮流在基座上担当人体雕塑。“第四基座”的建立和发展的每一步都反映了公共艺术的前途命运和公共参与密不可分，越是在城市中历史悠久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空间，越是如此。

由于公众参与的重要性，通过公共艺术把公共空间纯粹作为艺术家个人表现舞台的做法自然会受到质疑。

2018年1月，美国艺术家杰夫·昆斯（Jeff Koons）主动提出要赠送给巴黎一座2015年恐怖袭击纪念碑，并放置在东京宫门前。这个提议遭遇巴黎市民强烈反对，后被巴黎市长拒绝。巴黎市民在联合公开信里的观点相当尖锐，反对这个以美国自由女神像为灵感、一只大手握着一把彩色郁金香的方案，不仅其含义和选址与2015年恐袭毫无关系，其外形更是与东京宫的建筑风格不符。该方案未经筛选，无视民主原则。更何况，杰夫·昆斯已经成为艺术家富豪的代表，在如此显赫的位置为这个艺术家打广告，有违东京宫支持新兴艺术家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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